正文

爱问文中子、韩退之［一］。

先生曰：“退之，文人之雄耳；文中子，贤儒也。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，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。”爱问：“何以有拟经［二］之失？”

先生曰：“拟经恐未可尽非。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，与拟经如何？”

爱曰：“世儒著述，近名之意不无，然期以明道；拟经纯若为名。”

先生曰：“著述以明道，亦何所效法？”

曰：“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也。”

先生曰：“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？”

爱曰：“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。拟经似徒拟其迹，恐于道无补。”

先生曰：“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？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譊譊［三］于世也？天下之大乱，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。使道明于天下，则六经不必述。删述六经，孔子不得已也。自伏羲画卦，至于文王、周公，其间言《易》，如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之属［四］，纷纷籍籍，不知其几，《易》道大乱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，知其说之将无纪极，于是取文王、周公之说而赞之，以为惟此为得其宗。于是纷纷之说尽废，而天下之言《易》者始一。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皆然。《书》自‘典’、‘谟’以后，《诗》自二‘南’以降，如《九丘》、《八索》［五］，一切淫哇逸荡之词，盖不知其几千百篇；《礼》、《乐》之名物度数，至是亦不可胜穷。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，然后其说始废。如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中，孔子何尝加一语？今之《礼记》诸说，皆后儒附会而成，已非孔子之旧。至于《春秋》，虽称孔子作之［六］，其实皆鲁史旧文。所谓笔者，笔其旧；所谓削者，削其繁，是有减无增［七］。孔子述六经，惧繁文之乱天下，惟简之而不得，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，非以文教之也。春秋以后，繁文益盛，天下益乱。始皇焚书得罪，是出于私意，又不合焚六经，若当时志在明道，其诸反经叛理之说，悉取而焚之，亦正暗合删述之意。自秦汉以降，文又日盛，若欲尽去之，断不能去；只宜取法孔子，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，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。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。某切深有取于其事，以为圣人复起，不能易也。天下所以不治，只因文盛实衰，人出己见，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，徒以乱天下之聪明、涂天下之耳目，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，以求知于世，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、反朴还淳之行。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。”

爱曰：“著述亦有不可缺者。如《春秋》一经，若无《左传》［八］，恐亦难晓。”

先生曰：“《春秋》必待传而后明，是歇后谜语矣。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？《左传》多是鲁史旧文，若《春秋》须此而后明，孔子何必削之？”

爱曰：“伊川亦云：‘传是案，经是断。’［九］如书‘弑某君’、‘伐某国’，若不明其事，恐亦难断。”

先生曰：“伊川此言，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，未得圣人作经之意。如书‘弑君’，即弑君便是罪，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？征伐当自天子出，书‘伐国’，即伐国便是罪，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？圣人述六经，只是要正人心，只是要存天理、去人欲，于存天理、去人欲之事，则尝言之；或因人请问，各随分量而说，亦不肯多道，恐人专求之言语，故曰‘予欲无言’。若是一切纵人欲、灭天理的事，又安肯详以示人？是长乱导奸也。故孟子云：‘仲尼之门，无道桓、文之事者，是以后世无传焉。’［十］此便是孔门家法。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，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，纯是一片功利的心，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，如何思量得通？”因叹曰：“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。”［十一］又曰：“孔子云‘吾犹及史之阙文也’［十二］，孟子云‘尽信《书》，不如无《书》。吾于《武成》，取二三策而已’［十三］。孔子删《书》，于唐、虞、夏四五百年间，不过数篇，岂更无一事？而所述止此，圣人之意可知矣。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，后儒却只要添上。”

爱曰：“圣人作经，只是要去人欲、存天理。如五伯［十四］以下事，圣人不欲详以示人，则诚然矣。至如尧舜以前事，如何略不少见？”

先生曰：“羲、黄之世，其事阔疏，传之者鲜矣。此亦可以想见。其时全是淳庞朴素、略无文采的气象。此便是太古之治，非后世可及。”

爱曰：“如《三坟》［十五］之类，亦有传者，孔子何以删之？”先生曰：“纵有传者，亦于世变渐非所宜。风气益开，文采日胜。至于周末，虽欲变以夏、商之俗，已不可挽，况唐、虞乎？又况羲、黄之世乎？然其治不同，其道则一。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，于文武则宪章之［十六］。文武之法，即是尧舜之道。但因时致治，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。即夏、商事业，施之于周，已有不合。故‘周公思兼三王，其有不合，仰而思之，夜以继日’［十七］。况太古之治，岂复能行？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。”

又曰：“专事无为，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，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，即是佛、老的学术；因时致治，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，而以功利之心行之，即是伯者以下事业。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，只是讲得个伯术。”

注释

［一］王通，字仲淹，隋朝著名思想家、儒者。卒后，门人私谥文中子一。有《中说》书传世。韩愈，字退之，唐代著名文学家、古文运动领袖、推崇儒家思想，被视为宋明理学的先导。

［二］所谓经，指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六经。根据传统说法，六经都是孔子撰作或整理、编定的。拟经，指王通续经事。王通《中说》记载，“程元问六经之致，子曰：‘吾续《书》以存汉晋之实，续《诗》以辩六代之俗，修《元经》以断南北之疑，赞《易》道以申先师之旨，正《礼》、《乐》以旌后王之失，如斯而已矣。’”司马光《文中子补传》云，“文中子王通，字仲淹，河东龙门人。……著《礼论》二十五篇，《乐论》二十篇，《续书》百有五十篇，《续诗》三百六十篇，《元经》五十篇，《赞易》七十篇，谓之‘王氏六经’。”

［三］譊譊（náonáo），喧嚷争辩之声。此有夸耀之意。

［四］自伏羲画卦，至于文王、周公，其间言《易》，如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之属：“自伏羲画卦，至于文王、周公”云云，是讨论《易经》的历史演变。按传统说法，《易经》的八卦由伏羲所作，卦辞由周文王所作，爻辞由周公所作。“其间言《易》，如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之属”云云，是讨论《周易》以外的易学著作。《周礼·春官》云，太卜“掌三《易》之法，一曰《连山》，二曰《归藏》，三曰《周易》”。郑玄《易赞》、《易论》云，夏曰《连山》，殷曰《归藏》，与《周易》总为三代之《易》。

［五］典谟、二南、《九丘》、《八索》：邓艾民曰：“典谟，指《书经》首数篇之《尧典》、《舜典》、《大禹谟》、《皋陶谟》等；二南，为《诗经》首二辑之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；九丘、八索，传说古书名，《左传》云，‘楚左史倚相能读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、《九丘》、《八索》’。”

［六］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其说见《孟子》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云，“世衰道微，邪说暴行有作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惧，作《春秋》。”

［七］笔削，指修改文字。语出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“孔子在位听讼，文辞有可与人共者，弗独有也。至于为《春秋》，笔则笔，削则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”。

［八］《左传》，也称《春秋左氏传》或《左氏春秋》，相传为春秋时期鲁国左丘明撰，是一部编年体春秋史，记载鲁隐公元年（公元前722）至鲁悼公四年（公元前463）间二百六十年的历史，比《春秋》多十七年。《春秋》与《左传》原分为两书，西晋杜预撰《春秋左氏经传集解》，乃将《左传》按年附于《春秋》之后。由于《春秋》叙事极为简单，而《左传》叙事相当详细，因此《左传》对于理解《春秋》所记载的历史有重要价值。

［九］“传是案，经是断”，语本《河南程氏遗书》。案，指审理案件之证言，犹言案卷；断，指裁定案件之结论，犹言判词。

［十］“仲尼之门，无道桓、文之事者，是以后世无传焉”，意为：仲尼的门下，没有谈及齐桓公、晋文公事迹的，所以后世没有流传。（齐桓公、晋文公都属于春秋五霸。）语见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。

［十一］“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”，语本《中庸》“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，其孰能知之”。意为：假如不是本来就有聪明圣智、能够通达天德的人，谁能够理解这些呢？

［十二］“吾犹及史之阙文也”，语见《论语·卫灵公》。阙文，指阙疑不书之文。对孔子此语之解释，历来争议颇多。其大意为：孔子说，我还有幸能见到史书的阙文。

［十三］“尽信《书》，不如无《书》。吾于《武成》，取二三策而已”，语见《孟子·尽心下》。策，书写所用之木简或竹简。

［十四］五伯，即五霸，指齐桓公、晋文公、秦穆公、宋襄公、楚庄王。

［十五］《三坟》，传说为中国最古老之书籍。《尚书序》云：“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之书谓之《三坟》，言大道也；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唐、虞之书谓之《五典》，言常道也。”

［十六］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，于文武则宪章之，语本《中庸》“仲尼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”。朱熹注云，“祖述者，远宗其道；宪章者，近守其法”。

［十七］“周公思兼三王”云云，语见《孟子·离娄下》“周公思兼三王，以施四事。其有不合者，仰而思之，夜以继日；幸而得之，坐以待旦”。意为：周公想要兼学夏商周三代的君王，以施行禹汤文武的事业。其中有不合时势的，则仰头思考，夜以继日；有幸思考明白，则坐等天亮，立刻实施。

翻译

心得

尽信书不如无书，我们学习的时候应该带着思考去学习，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，已经当下的环境，而 不是直接照搬。
每一个人的经历与成长环境不一样，承受能力不同，所以没有完全复制的两条路，都得靠自己摸索与试拙。
就像国家政策也是一样，无为而治固然是好，但是如此一直延续下去，那汉武帝也不可能创造后世敬仰的辉煌，也就不会有河西走廊，至少不会那么早。
好的思想固然重要，但是要适应这个时代，而不是拿来主义，直接用。那样就可能会适得其反。